“全球视野下的华语基督教学术和教会——回顾与展望”学术会议开幕式主旨发言
扎根中华，奔向复兴：中华基督教高等研究院的使命与路径
——在首届全球神学大会（香港）主旨发言
李洁人
各位牧者、各位学者、主内同仁：
平安！
站在2026年的香港，回望三年前我们在洛杉矶发起的倡议，我心中充满感恩。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阐明：高研院是谁？我们为何而来？我们要向何处去？
一、 中华基督教高等研究院成立背景：时代的危机与历史的重任
- 教会历史背景和神学教育的软肋
华人教会的发展已历经几百年。自景教传入至今，教会虽经历众多苦难和时间的洗礼，但一波波宣教士来华以及本土基督徒群体的发展，让基督信仰在华人群体中已经深深扎根。自二十世纪以来，华人教会进入极速发展的年代，即便深处文革的漩涡，依然迅速扩展。港澳台的华人教会在各自处境中也迅猛发展。华人教会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属灵传统、教会生活、神学特色等，但同时又深受西方等非华人神学传统的影响，并互动密切。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华人基督信仰传至世界其他地区，影响非华人信仰群体。
话虽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华人教会的神学迄今为止依然深度依赖欧美神学传统和教育体系，尤其是北美福音派神学。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虽然华人群体中的神学人在过去年日里有大幅度增加，但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受西方神学主导的神学生并不能适应华人/华语教会的现实状况，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一方面一些教会界会认为神学教育是无用的，因为神学人不能在教会里有效地服侍，所以教会无需再投入神学教育，更何况是深度的神学研究；另一方面，“水土不服”的神学人对教会倍感失望，认为自身无法被教会接纳，继而脱离华人教会群体。
2. 华人/华语教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和需要
同时，当今普世的华人/华语教会正处于一个极其不确定的转型期。我们正面临世俗化，断裂困境，和基础匮乏这三重压力：
首先，就是世俗化对教会的冲击：世俗化正在用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消费主义、技术主义和个人功利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侵蚀基督教会的灵性生命力。
- 消费主义入侵教会生活： 属灵信仰活动（聚会、门训、事工等）被包装成“产品”与“体验”——强调舒适、娱乐和即时满足，弱化悔改、舍己和长期灵命操练的呼召。会友对事工的参与更以“性价比”“服务质量”“是否合胃口”衡量，志愿服事与委身极度降低。
- 技术主义带来注意力分散： 社交媒体、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改变信徒的思考习惯与灵修方式，耐心读经、认真默想、长时间祷告减少。教会领导被要求以数据（点击率、出席率、捐献数字等）来证明服侍果效，正走向以市场逻辑引导决策方向。
- 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强化： 信仰更多被工具化为解决个人问题（情绪、成功、健康）的手段，而非召唤人成为属上帝的灵性信仰共同体与承担公共群体见证。教会人士常常强调自我实现与个人权利，群体服从、长老权威和代价性门徒的十字架道路受到挑战。
其次，是神学与实践断裂的困境。教会往往显得疲于奔命，缺乏应对时代的深度。其主因之一是神学教育与教会实践的断裂。神学研究往往在象牙塔内自我满足，而教会事奉陷入实用主义的盲动，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断裂表现为：
1）教会教导的碎片化：讲道与门训则侧重应对即时问题而缺乏系统神学脉络；
2）教会在伦理、科技、公共政策等复杂议题上缺乏理论支撑，难以提出一致且有力的见证；
3）神学毕业生进入事工后发现所学与基层需求不匹配，牧者也难以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操作性资源。
造成断裂的深层原因还包括制度性评价机制的分歧（学术以发表为重、教会以成效为准），话语与文化隔阂（学术语言抽象、牧会语言务实），以及资源与时间的错配（牧者无暇深读、学者缺乏牧会经验）。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理论与实践互不渗透的局面。
最后，神学基础的匮乏。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伟大的教会复兴——无论是当年的宗教改教还是普世宣教——若没有扎实的神学根基作为支撑，其热忱终将难以为继。华人/华语教会的宣教与灵性复兴，迫切需要深厚的神学底蕴。可是，神学研究常在学术范畴内追求理论精确、历史资料与学术方法论的纯粹性；教会实践则面对日常牧养、门徒训练与事工成效的即时需要。两者关注的问题、语言、评价标准不同，导致互动减少、相互不了解。学界与教会各自形成闭环：学者在期刊、会议与学位训练中自我复制；牧者在事工绩效、会众期待与短期目标中重复操作，难以把严谨神学带入牧养现场，也难以把基层问题带回学术反思。
神学研究、神学教育与教会实践的断裂不是单纯的学术或事工问题，而是关系到基督的教会能否在世俗化浪潮中保持信仰深度与公共见证的存续性。修复这道鸿沟，需要制度设计、话语翻译与跨界人才的长期投资，使神学既有自由的学术追求，也承担起对教会生命与社会现实的责任。
鉴于此世纪问题，华人教会群体需发展一条适合华人教会需要和处境的中华神学教育和研究的道路。这不仅面向华语华人的教会群体，也面向散居的多语种华人教会。只有如此，中华基督教才能建构适合当代华人/华语教会群体需要的神学，同时又进一步参与普世教会的工作、普世神学的发展。中国教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复兴之关键和动力在于人才的储备与培养，以及植根教会和华人处境的神学指导思想的建设。这正是高研院之所以发起和存在的理由。
2. 介绍高研院成立的简单历史
针对中国和普世华人/华语教会的当前困局，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2023年10月，我们中间一批中国大陆以及对中华基督教神学研究、神学教育有着深切负担的牧者和学者在洛杉矶发起“中华神学教育的反思与展望”磋商会。当时，我们心中怀揣着一个单纯却宏大的异象/蓝图：建立一个真正扎根中华文化处境、服侍中华教会、并能与世界对话的华语神学研究平台。当时我们察觉到：海外（尤其是西方）神学资源因文化与处境的隔阂，已难以独自承担中华神学人才培养的重任。中华神学教育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今天，看着台下这么多年轻的脸庞和学界同仁，我想诚挚地说：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我们没有像传统神学院和教育机构那样忙于营造宏大的中心校园或购置硬件，而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投资在“人”的身上。我们将有限的资源专注于聚集和培养年轻的神学人才。
二、 高研院的异象和使命
来自中国大陆，委身全球华人是我们的基本特色。
中华基督教高等研究院的异象：中华神学的兴旺、新一代中华神学人的兴起和中华教会神学教育新模式的形成。
高研院的使命：发起一个将学术、教育和教会牧养连接与整合起来的中华神学平台和网络。
高研院的定位非常明确。我们不是在建造一座围墙高筑的传统机构，而是在发起一场神学学术运动。
这首先是一个属于中青年学者的汇聚平台。人才的蓬勃涌现既令人欣喜，也伴随着“漂流”的隐忧——大批在海外深造的优秀华人学者正面临学术归属的挑战。因此，高研院的核心使命，便是为这些正值创造力巅峰的中青年学者构建一方切磋琢磨的学术家园。比起资深学者的声望，我们更关注这批将决定未来数十年中国神学走向的中坚力量。高研院的诞生，本就凝聚了年轻学者的热忱与投入；今年的香港会议仅仅是序幕，我们期待向更多同道分享这一异象，不仅在学术上共攀高峰，更在志趣上彼此砥砺。愿我们打破门户与宗派之见，定期相聚，将人生最美好的共同奉献给基督教研究事业。
第二，打造“三合一”协作平台：深度缩短神学供应链。我们致力于打破传统藩篱，构建研究机构（学术深度）、神学院校（师资传承）、一线教会（生命应用）三合一的整合模式。当前，华人教会界普遍面临双重挑战：一是缺乏深厚的研究文化，二是学术研究与牧养实践之间存在断层。神学成果往往束之高阁，难以转化为教会的助力；而教会一线的经验与困惑，也未能有效反馈至学术领域。这种脱节导致了讲台供应乏力、研究者远离教会生活等现象。高研院的核心目标，就是打通神学研究、教育与事奉之间的“供应链”。我们不仅推动年轻学者编写系统性的神学教材，更通过多媒体、线上线下讲座等多元渠道，将学术成果转化为信徒触手可及的生命资源。示例：我们的研究员在顶级期刊发表前沿成果（学术端），随后将其转化为神学院的标准化课程（教育端），并最终提炼为针对职场信徒或牧者的生命辅导资源（应用端）。这种模式缩短了神学从理论到生命的距离，让神学不再是枯燥的教义，而是能回应生命挣扎的活水。
最后，我们也试图构建“动态演进”的协作网络：探索神学教育的新范式。
我们所追求的，并非传统的实体扩张，而是一场“轻资产、重人才、高连接”的学术复兴。高研院是一个跨越地域与学科边界的动态平台，旨在通过灵活、敏捷的协作，使神学研究和神学教育紧扣上主在当代华人/华语（中国）基督教教会的奇妙作为。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局中，我们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更新研究与教育模式，更是要在这前所未有的挑战中——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危机、AI伦理的冲击、世俗化的侵蚀以及教会内部的分化——敏锐地聆听并承接时代的使命。尽管挑战空前，但科技的进步也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传播力。为此，高研院致力于打通学术与事奉的隔阂，以此驱动普世华人/华语教会的健康、更新与复兴。我们深信，复兴离不开真理的重新确立，更离不开信徒对话语的深刻认知。我们愿做那“辨识时代征兆”的人，在嘈杂的时代中捕捉那微小的声音，为普世华人/华语教会的健康发展和复兴预备坦途。
三、 近况汇报与香港大会
在此，我要向大家报告高等研究院在过去三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 网络平台构建：2024年5月，我们注册了中华基督教高等研究院。我们的董事会除了（我们三位发起人：孙毅、姚西伊、李洁人）之外，还有方仁达（董事会主席），何凯利。董事会委任李洁人作为行政总裁（CEO/President），另外，我们为我们还设立了其他相应的委员会（学术咨询委员会，总裁战略顾问委员会等）
- 教会大学合作：与世界著名的基督教大学Biola合作，于2024年11月成功建立了我们第一个研究中心Biola大学中华神学研究中心。并委任戴永富担任研究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得到了大学校长Barry H. Corey和神学院院长Ed Stetzer及全体董事的支持。我们董事会主席在中心成立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 顶级大学合作：2025年10月，我们借着Lux Mundi基金会的资助与世界著名学府英国的剑桥大学合作，建立了剑桥大学中华神学研究中心。该中心从孕育阶段开始，就得到了David Fergusson教授、余达心教授，以及剑桥大学人文学院和神学系的大力支持。剑桥大学于2025年1月正式聘请David Fergusson和徐西面担任中心联合主任。今天，剑桥中心已成为华人中青年神学人的重要研讨阵地。
- 博士奖学金设立：高研院也与中国牛津博士奖学金合作，开始为在牛津大学就读宗教类专业的博士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希望今后可以扩展到更多的顶级研究型大学的神学与宗教研究的博士生提供奖学金。
- 研究人才汇聚和扶持：我们期望为那些从海外学成却暂时处于“漂流”状态的年轻博士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科研与事奉平台的设想开始落地。我们目标是通过博士后资助计划，支持多位刚学成的青年博士，让他们在没有任何生活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专注于华语处境下的圣经与神学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正是今天大会的中坚力量。
我们更加期待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世界顶级大学设立中华神学研究中心散布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旨在培养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系统神学家、圣经研究学者、教会历史专家和跨文化研究的杰出学人，并且为普世华人/华语教会提供优秀的教牧领袖人才。由此可见，高研院的设立是因应时势，放眼未来，力求突破。或者说，高研院不是旧的叙事的简单重复，而求变求新，具有前瞻性。
香港会议的重要性
本次香港大会是我们中华基督教高等研究院首个全球性学术盛会。选择这里，是因为香港是连接神州与普世的桥梁，也是为了表明我们的工作是全球性、开放性、透明性。这次会议不仅是成果的展示，更是我们凝聚华语神学共同体共识的里程碑。此次大会，汇聚了圣经研究、系统神学、教会历史、跨文化研究等四大领域在华语世界的优秀学者和中青年才俊，这标志着我们已经从“初创期”迈入了“对话期”。期待，我们可以渐渐地迈向成熟期。
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华语基督教学术和教会——回顾与展望”。在回顾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华语/华人教会与基督教学术研究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实用主义导向的教会可能忽视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可能脱离信仰群体。我们坚信：学术研究如果不服务教会，就会沦为知识的空谈；教会如果不注重学术反思，就会陷入经验主义的盲动。高等研究院的使命，正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搭建桥梁。我们的定位是：为华语基督教学术提供研究平台；也为华语神学院提供高层级的师资储备；还为华语/华人教会培养新一代学者型和领导型教牧领袖人才。
在展望中，我们拥抱与学院派的基督教研究界交往，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处境下，这种对话对于神学的本土化至关重要。
四、 展望未来：在变局中托举中华神学的脊梁
站在2026年这个历史性的交汇点，高研院深知，华人/华语教会面对的处境在前所未有的复杂中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正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展望未来，我们的征途并非要建立一座强大而又封闭的学术堡垒，而是要发起一场扎根中华、面向世界的基督教学术复兴运动。
首先，我们将继续深耕人才梯队。在高研院的蓝图中，人才是神学命脉的延续。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博士后资助计划与顶级名校奖学金的覆盖面，为更多处于“漂流”状态的中青年学者提供栖息地，让他们能摒除后顾之忧，专注于构建具有中华主体性的神学体系。
其次，我们将致力于打造华语神学公共智库。面对AI伦理、世俗化侵蚀及地缘政治危机等全球性挑战，高研院将通过“三合一”的协作模式，缩短神学供应链，将深奥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教会牧养的“活水“与社会见证的理论支撑，使神学真正走出象牙塔，成为回应时代疾苦的良方。
最后，高研院将始终秉持“成全他人”的博大胸怀。高研院不是另一个山头，而具有大格局和宽广之胸怀；是超越了组织机构的体现了一个异像，追求与推动的大联合平台。因此，我们不是要构筑另一个势力山头，而是愿做众教会与神学院之间的“黏合剂”与“动力源”。我们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网络，计划在更多洲际中心设立研究阵地，推动中华神学从“水土不服”走向“全球对话”。
各位同仁，華人/華語教會的可持續發展，關鍵在於人才的儲備與神學根基的重塑。讓我們以不尋常的委身，回應這個極端不確定和不尋常的時代，共同托舉起中華神學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