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華語基督教學術和教會——回顧與展望”學術會議開幕式主旨發言

扎根中華,奔向復興:中華基督教高等研究院的使命與路徑

——在首屆全球神學大會(香港)主旨發言

李潔人

各位牧者、各位學者、主內同仁:

平安!

站在2026年的香港,回望三年前我們在洛杉磯發起的倡議,我心中充滿感恩。今天,我想借此機會向大家闡明:高研院是誰?我們為何而來?我們要向何處去?

一、 中華基督教高等研究院成立背景:時代的危機與歷史的重任

  1. 教會歷史背景和神學教育的軟肋

華人教會的發展已歷經幾百年。自景教傳入至今,教會雖經歷眾多苦難和時間的洗禮,但一波波宣教士來華以及本土基督徒群體的發展,讓基督信仰在華人群體中已經深深扎根。自二十世紀以來,華人教會進入極速發展的年代,即便深處文革的漩渦,依然迅速擴展。港澳台的華人教會在各自處境中也迅猛發展。華人教會已經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屬靈傳統、教會生活、神學特色等,但同時又深受西方等非華人神學傳統的影響,並互動密切。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華人基督信仰傳至世界其他地區,影響非華人信仰群體。

話雖如此,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華人教會的神學迄今為止依然深度依賴歐美神學傳統和教育體系,尤其是北美福音派神學。這便產生了一個問題:雖然華人群體中的神學人在過去年日里有大幅度增加,但一個常見的情況是,受西方神學主導的神學生並不能適應華人/華語教會的現實狀況,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由此引發的問題是:一方面一些教會界會認為神學教育是無用的,因為神學人不能在教會里有效地服侍,所以教會無需再投入神學教育,更何況是深度的神學研究;另一方面,“水土不服”的神學人對教會倍感失望,認為自身無法被教會接納,繼而脫離華人教會群體。

2. 華人/華語教會面臨的現實挑戰和需要

同時,當今普世的華人/華語教會正處於一個極其不確定的轉型期。我們正面臨世俗化,斷裂困境,和基礎匱乏這三重壓力:

首先,就是世俗化對教會的衝擊:世俗化正在用三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消費主義、技術主義和個人功利價值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侵蝕基督教會的靈性生命力。

  • 技術主義帶來注意力分散: 社交媒體、短視頻和碎片化信息改變信徒的思考習慣與靈修方式,耐心讀經、認真默想、長時間禱告減少。教會領導被要求以數據(點擊率、出席率、捐獻數字等)來證明服侍果效,正走向以市場邏輯引導決策方向。
  • 功利主義與個人主義價值觀強化: 信仰更多被工具化為解決個人問題(情緒、成功、健康)的手段,而非召喚人成為屬上帝的靈性信仰共同體與承擔公共群體見證。教會人士常常強調自我實現與個人權利,群體服從、長老權威和代價性門徒的十字架道路受到挑戰。

其次,是神學與實踐斷裂的困境。教會往往顯得疲於奔命,缺乏應對時代的深度。其主因之一是神學教育與教會實踐的斷裂。神學研究往往在象牙塔內自我滿足,而教會事奉陷入實用主義的盲動,兩者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這種斷裂表現為:

1)教會教導的碎片化:講道與門訓則側重應對即時問題而缺乏系統神學脈絡;

2)教會在倫理、科技、公共政策等複雜議題上缺乏理論支撐,難以提出一致且有力的見證;

3)神學畢業生進入事工後發現所學與基層需求不匹配,牧者也難以將學術成果轉化為操作性資源。

造成斷裂的深層原因還包括制度性評價機制的分歧(學術以發表為重、教會以成效為準),話語與文化隔閡(學術語言抽象、牧會語言務實),以及資源與時間的錯配(牧者無暇深讀、學者缺乏牧會經驗)。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理論與實踐互不滲透的局面。

最後,神學基礎的匱乏。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偉大的教會復興——無論是當年的宗教改教還是普世宣教——若沒有扎實的神學根基作為支撐,其熱忱終將難以為繼。華人/華語教會的宣教與靈性復興,迫切需要深厚的神學底蘊。可是,神學研究常在學術範疇內追求理論精確、歷史資料與學術方法論的純粹性;教會實踐則面對日常牧養、門徒訓練與事工成效的即時需要。兩者關注的問題、語言、評價標準不同,導致互動減少、相互不瞭解。學界與教會各自形成閉環:學者在期刊、會議與學位訓練中自我複製;牧者在事工績效、會眾期待與短期目標中重復操作,難以把嚴謹神學帶入牧養現場,也難以把基層問題帶回學術反思。

神學研究、神學教育與教會實踐的斷裂不是單純的學術或事工問題,而是關係到基督的教會能否在世俗化浪潮中保持信仰深度與公共見證的存續性。修復這道鴻溝,需要制度設計、話語翻譯與跨界人才的長期投資,使神學既有自由的學術追求,也承擔起對教會生命與社會現實的責任。

鑒於此世紀問題,華人教會群體需發展一條適合華人教會需要和處境的中華神學教育和研究的道路。這不僅面向華語華人的教會群體,也面向散居的多語種華人教會。只有如此,中華基督教才能建構適合當代華人/華語教會群體需要的神學,同時又進一步參與普世教會的工作、普世神學的發展。中國教會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和復興之關鍵和動力在於人才的儲備與培養,以及植根教會和華人處境的神學指導思想的建設。這正是高研院之所以發起和存在的理由。

2. 介紹高研院成立的簡單歷史

針對中國和普世華人/華語教會的當前困局,處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關頭。2023年10月,我們中間一批中國大陸以及對中華基督教神學研究、神學教育有著深切負擔的牧者和學者在洛杉磯發起“中華神學教育的反思與展望”磋商會。當時,我們心中懷揣著一個單純卻宏大的異象/藍圖:建立一個真正扎根中華文化處境、服侍中華教會、並能與世界對話的華語神學研究平台。當時我們察覺到:海外(尤其是西方)神學資源因文化與處境的隔閡,已難以獨自承擔中華神學人才培養的重任。中華神學教育的重任,歷史性地落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

今天,看著台下這麼多年輕的臉龐和學界同仁,我想誠摯地說:我們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了過來。我們沒有像傳統神學院和教育機構那樣忙於營造宏大的中心校園或購置硬件,而是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投資在“人”的身上。我們將有限的資源專注於聚集和培養年輕的神學人才。

二、 高研院的異象和使命

來自中國大陸,委身全球華人是我們的基本特色。

中華基督教高等研究院的異象:中華神學的興旺、新一代中華神學人的興起和中華教會神學教育新模式的形成。

高研院的使命:發起一個將學術、教育和教會牧養連接與整合起來的中華神學平台和網絡。

高研院的定位非常明確。我們不是在建造一座圍牆高築的傳統機構,而是在發起一場神學學術運動。

這首先是一個屬於中青年學者的匯聚平台。人才的蓬勃湧現既令人欣喜,也伴隨著“漂流”的隱憂——大批在海外深造的優秀華人學者正面臨學術歸屬的挑戰。因此,高研院的核心使命,便是為這些正值創造力巔峰的中青年學者構建一方切磋琢磨的學術家園。比起資深學者的聲望,我們更關注這批將決定未來數十年中國神學走向的中堅力量。高研院的誕生,本就凝聚了年輕學者的熱忱與投入;今年的香港會議僅僅是序幕,我們期待向更多同道分享這一異象,不僅在學術上共攀高峰,更在志趣上彼此砥礪。願我們打破門戶與宗派之見,定期相聚,將人生最美好的共同奉獻給基督教研究事業。

第二,打造“三合一”協作平台:深度縮短神學供應鏈。我們致力於打破傳統藩籬,構建研究機構(學術深度)、神學院校(師資傳承)、一線教會(生命應用)三合一的整合模式。當前,華人教會界普遍面臨雙重挑戰:一是缺乏深厚的研究文化,二是學術研究與牧養實踐之間存在斷層。神學成果往往束之高閣,難以轉化為教會的助力;而教會一線的經驗與困惑,也未能有效反饋至學術領域。這種脫節導致了講台供應乏力、研究者遠離教會生活等現象。高研院的核心目標,就是打通神學研究、教育與事奉之間的“供應鏈”。我們不僅推動年輕學者編寫系統性的神學教材,更通過多媒體、線上線下講座等多元渠道,將學術成果轉化為信徒觸手可及的生命資源。示例:我們的研究員在頂級期刊發表前沿成果(學術端),隨後將其轉化為神學院的標準化課程(教育端),並最終提煉為針對職場信徒或牧者的生命輔導資源(應用端)。這種模式縮短了神學從理論到生命的距離,讓神學不再是枯燥的教義,而是能回應生命掙扎的活水。

最後,我們也試圖構建“動態演進”的協作網絡:探索神學教育的新範式。

我們所追求的,並非傳統的實體擴張,而是一場“輕資產、重人才、高連接”的學術復興。高研院是一個跨越地域與學科邊界的動態平台,旨在通過靈活、敏捷的協作,使神學研究和神學教育緊扣上主在當代華人/華語(中國)基督教教會的奇妙作為。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變局中,我們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更新研究與教育模式,更是要在這前所未有的挑戰中——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危機、AI倫理的衝擊、世俗化的侵蝕以及教會內部的分化——敏銳地聆聽並承接時代的使命。儘管挑戰空前,但科技的進步也賦予了我們前所未有的傳播力。為此,高研院致力於打通學術與事奉的隔閡,以此驅動普世華人/華語教會的健康、更新與復興。我們深信,復興離不開真理的重新確立,更離不開信徒對話語的深刻認知。我們願做那“辨識時代徵兆”的人,在嘈雜的時代中捕捉那微小的聲音,為普世華人/華語教會的健康發展和復興預備坦途。

三、 近況彙報與香港大會

在此,我要向大家報告高等研究院在過去三年取得的階段性成果:

  • 網絡平台構建:2024年5月,我們註冊了中華基督教高等研究院。我們的董事會除了(我們三位發起人:孫毅、姚西伊、李潔人)之外,還有方仁達(董事會主席),何凱利。董事會委任李潔人作為行政總裁(CEO/President),另外,我們為我們還設立了其他相應的委員會(學術咨詢委員會,總裁戰略顧問委員會等)
  • 教會大學合作:與世界著名的基督教大學Biola合作,於2024年11月成功建立了我們第一個研究中心Biola大學中華神學研究中心。並委任戴永富擔任研究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得到了大學校長Barry H. Corey和神學院院長Ed Stetzer及全體董事的支持。我們董事會主席在中心成立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 頂級大學合作:2025年10月,我們藉著Lux Mundi基金會的資助與世界著名學府英國的劍橋大學合作,建立了劍橋大學中華神學研究中心。該中心從孕育階段開始,就得到了David Fergusson教授、余達心教授,以及劍橋大學人文學院和神學系的大力支持。劍橋大學於2025年1月正式聘請David Fergusson和徐西面擔任中心聯合主任。今天,劍橋中心已成為華人中青年神學人的重要研討陣地。
  • 博士獎學金設立:高研院也與中國牛津博士獎學金合作,開始為在牛津大學就讀宗教類專業的博士生提供全額獎學金。希望今後可以擴展到更多的頂級研究型大學的神學與宗教研究的博士生提供獎學金。
  • 研究人才匯聚和扶持:我們期望為那些從海外學成卻暫時處於“漂流”狀態的年輕博士們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科研與事奉平台的設想開始落地。我們目標是通過博士後資助計劃,支持多位剛學成的青年博士,讓他們在沒有任何生活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專注於華語處境下的聖經與神學研究。他們中的一些人,正是今天大會的中堅力量。

我們更加期待不久的將來有更多的世界頂級大學設立中華神學研究中心散布在北美、歐洲和亞洲,旨在培養具有深厚中華文化底蘊的系統神學家、聖經研究學者、教會歷史專家和跨文化研究的傑出學人,並且為普世華人/華語教會提供優秀的教牧領袖人才。由此可見,高研院的設立是因應時勢,放眼未來,力求突破。或者說,高研院不是舊的敘事的簡單重復,而求變求新,具有前瞻性。

香港會議的重要性

本次香港大會是我們中華基督教高等研究院首個全球性學術盛會。選擇這裡,是因為香港是連接神州與普世的橋梁,也是為了表明我們的工作是全球性、開放性、透明性。這次會議不僅是成果的展示,更是我們凝聚華語神學共同體共識的里程碑。此次大會,匯聚了聖經研究、系統神學、教會歷史、跨文化研究等四大領域在華語世界的優秀學者和中青年才俊,這標誌著我們已經從“初創期”邁入了“對話期”。期待,我們可以漸漸地邁向成熟期。

而本次大會的主題是“全球視野下的華語基督教學術和教會——回顧與展望”。在回顧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華語/華人教會與基督教學術研究之間的張力。一方面,實用主義導向的教會可能忽視學術研究;另一方面,純粹的學術研究也可能脫離信仰群體。我們堅信:學術研究如果不服務教會,就會淪為知識的空談;教會如果不注重學術反思,就會陷入經驗主義的盲動。高等研究院的使命,正是要在這兩者之間搭建橋梁。我們的定位是:為華語基督教學術提供研究平台;也為華語神學院提供高層級的師資儲備;還為華語/華人教會培養新一代學者型和領導型教牧領袖人才。

在展望中,我們擁抱與學院派的基督教研究界交往,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的處境下,這種對話對於神學的本土化至關重要。

四、 展望未來:在變局中托舉中華神學的脊梁

站在2026年這個歷史性的交匯點,高研院深知,華人/華語教會面對的處境在前所未有的複雜中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我們正肩負著前所未有的歷史重任。展望未來,我們的征途並非要建立一座強大而又封閉的學術堡壘,而是要發起一場扎根中華、面向世界的基督教學術復興運動。

首先,我們將繼續深耕人才梯隊。在高研院的藍圖中,人才是神學命脈的延續。我們將進一步擴大博士後資助計劃與頂級名校獎學金的覆蓋面,為更多處於“漂流”狀態的中青年學者提供棲息地,讓他們能摒除後顧之憂,專注於構建具有中華主體性的神學體系。

其次,我們將致力於打造華語神學公共智庫。面對AI倫理、世俗化侵蝕及地緣政治危機等全球性挑戰,高研院將通過“三合一”的協作模式,縮短神學供應鏈,將深奧的學術成果轉化為教會牧養的“活水“與社會見證的理論支撐,使神學真正走出象牙塔,成為回應時代疾苦的良方。

最後,高研院將始終秉持“成全他人”的博大胸懷。高研院不是另一個山頭,而具有大格局和寬廣之胸懷;是超越了組織機構的體現了一個異像,追求與推動的大聯合平台。因此,我們不是要構築另一個勢力山頭,而是願做眾教會與神學院之間的“黏合劑”與“動力源”。我們將持續拓展全球合作網絡,計劃在更多洲際中心設立研究陣地,推動中華神學從“水土不服”走向“全球對話”。

各位同仁,華人/華語教會的可持續發展,關鍵在於人才的儲備與神學根基的重塑。讓我們以不尋常的委身,回應這個極端不確定和不尋常的時代,共同托舉起中華神學的未來!